拒绝和满清缔和,是崇祯一生最大的愚蠢。
他初即位时清除魏忠贤逆党,处理得十分精明,于是臣下大捧他为“英主”
。
他从此就飘飘然了,真的以“英主”
自居,认为“英主”
决不能和叛逆的“建州卫”
妥协。
在明朝君臣的观念中,“建州卫”
始终是中国皇帝属下一个小官的领地,皇帝决不能跟小官谈和。
至于使得全国亿万人民活不下去,那是另一回事,皇帝的尊严不能有丝毫损害。
他可以和察哈尔蒙古人谈和,付给金银以换取和平。
因为明朝的江山是从蒙古人手里夺来的,明朝承认蒙古是地位平等的敌国。
坚持政治原则,本来不错。
然而政治原则是要以正确的策略来贯彻的。
完全忽视具体的现实情况,把国家与人民的生死存亡置之不顾,和“英明”
两字可相差十万八千里了,更准确的形容词是“昏愦”
。
袁崇焕和皇太极一番交涉,使得皇太极自动除去了帝号,本来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。
但崇祯却认为是和“叛徒”
私自议和,有辱国体,心中极不满意,当时对袁崇焕倚赖很重,隐忍不发,后来却终于成为杀他的主要罪状。
十一
崇祯对袁崇焕的猜忌,从“请发内帑事件”
开始。
带兵的统帅追讨欠饷,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,但债户对于债主追讨欠款,不论债主的理由如何充足,债户自然而然的会对他十分恼恨,如果债主威名震于天下而又握有武力,十几岁的少年债户除了痛恨之外还会恐惧。
崇祯又不敢惩罚袁崇焕与皇太极谈和。
这“不敢”
两字之中,自然隐伏了“将来和你算帐”
的心理因素。
该年闰四月,加袁崇焕太子太保的头衔,那是从一品,比兵部尚书又高了一级。
到了下个月,便发生了杀毛文龙事件,这又增加了崇祯内心对他的不满和恐惧。
毛文龙是浙江杭州人。
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在崇祯二年(公元一六二九),那是己巳年。
再早一百八十年(一四四九),同样是己巳年,我另一位同乡杭州人于谦为明朝立了安邦定国的大功。
那一年发生土木堡之变,皇帝为蒙古人掳去,于谦击退外敌,安定了国家。
于谦和袁崇焕都是兵部尚书,于做总督,袁做督师,地位相等。
[86]两人后来都为皇帝处死,都是明朝出名的大忠臣。
杭州人在江南虽然有“杭铁头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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